毛振华：新冷战格局已经形成，吸引外商投资和鼓励企业出海并重

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88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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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中国出口在国际形势日益严峻、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中美博弈不断加剧背景下，依然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这充分反映出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以及出口背后的供应链优势、创新优势和比较成本优势。但是，从中长期视角来看，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外部环境将会日益受到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影响，特别是中美大国博弈的影响，对此我想讨论两方面的问题。

一、“去风险”不是“去冷战”，而是形成了“新冷战”格局

美国挑动与中国展开当前这场博弈的目标，就是想达到“冷战状态”。近年来，地缘政治演变的影响已经超越了许多常规经济因素，特别是中美大国博弈成为影响全球经济与政治稳定的主导力量。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当首先看清美国对华策略的基本框架。回想1945年至1991年长达四十多年的所谓“美苏冷战”，美国就是通过建立包含政治、军事、外交在内的盟国体系，对前苏联及其盟国采取了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长期对峙与竞争策略，最终战胜了前苏联。在对中国的问题上，试图复制过去的成功也正是当前美国对华策略的基本思路，这也是我为什么将其称之为“新冷战”的原因。2017年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开展“301调查”，率先发起贸易冲突。但特朗普并非传统美国建制派，在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同时，也和他的军事政治盟国打贸易战，并且未形成集团对峙的局面。拜登上台后对特朗普的战略做出了重大调整，一是延续美国传统的外交思想，重新建立北约和欧盟的核心盟友格局，当然也包括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试图通过拉拢盟国、成立联盟的方式与中国形成隔绝。二是将中美贸易冲突向科技、军事，以及人员交往等其他层面进行扩张，试图实现与中国的脱钩。回顾这一过程，充分体现出了新冷战的特点：一是不打热战，二是以彼此之间的分割甚至隔绝为目标，三是在经济、政治、外交、制度上的全面竞争和对抗。从目前情况来看，事态也正朝着我此前所预判的中美博弈“三部曲”演进。

从“脱钩”向“去风险”转变，新冷战格局基本形成。拜登作为建制派政客拉拢欧洲与中国进行脱钩，但是中欧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这意味着欧洲将要承担巨大的经济成本。2023年年初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首次提出欧盟对华“去风险”，拜登对欧洲做出让步并最终接受这一概念，进而达成美欧对中国问题上的一致。此后我曾多次公开提出，美国对华战略由“脱钩”调整为“去风险”，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博弈态势缓和，而是新冷战格局基本形成，它标志着美国与其盟友达成了对华认知与策略上的统一。“去风险”框架维持了欧美与中国在一般贸易、能源、资金等普通领域的往来，但对“风险”所覆盖的内容进行了调整，不仅涉及我们一般所认为的高科技、军事等领域，还包括一些新领域。我们应当注意，这些新领域的内容和松紧度是动态调整的——只要认为不符合欧美的利益，就将其纳入到“风险”所覆盖的范围当中去，其中，新能源汽车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新能源汽车并不属于高科技、军事这一领域，但因为中国在技术、成本上占据优势，威胁到欧美相关利益，那么就将其纳入到“风险”的内容中去。美国和欧洲在这种战略措施上也达成了一致。因此，从“脱钩”到“去风险”是中美关系很重要的变化，也是中国在全球地缘政经演变中所要长期面对的新环境，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新冷战格局已经形成的重要原因。

新冷战的序幕已经拉开，但还没有形成“铁幕”，我国还有一定的调整窗口期。 一方面，中国与美欧国家的一般货物贸易往来以及相关的人员、资金往来依然可以持续。尽管受到“去风险”影响，但从上半年对外贸易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中国在整个世界贸易底层货物、基础货物中的优势，特别是这些年我们建立的供应链优势，今年以来中国出口依然保持韧劲；并且民营企业的出口也在恢复，这值得我们在未来制定“稳外贸”政策过程中进一步重视与思考。其次，在“去风险”框架下，各个国家仍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从而形成了进一步的博弈空间。尽管当前新冷战大格局已经形成，但它还不是铁板一块，例如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限制，德国公司和德国政府还一直在表达善意，反对欧洲的加征关税等做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地缘政治方面我们有很大的文章可做，外贸相关政策有必要与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紧密配合。近年来，中国采取了很多政策调整，主动对过去形成的紧张的对外关系进行缓和，特别是今年上半年，中国恢复与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日韩等国的会谈，单边开放部分国家的签证等，均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展示我们在对外开放与对外关系领域中的弹性，同时这也有利于破解美国建立起的针对中国的包围圈。

从“脱钩”到“去风险”，“安全”与“利益”此消彼长、动态平衡。地缘政治演变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正在发酵，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不得不更加重视“安全”。今年4月我参加了美国举办的中美商业领袖圆桌会议，会议主题就是“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平衡”。会上美国企业家提出，在国家安全面前，企业利益、企业家利益以及投资者的利益是不值一谈的，根本没有博弈的空间，因此建立经济领域中的国家安全观，建立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有必要将最近一段时间在这方面做的好的工作、取得的一些好的成效进行总结，并将其作为一个基础，为我国未来对外经济贸易工作提供一个好的指引。

二、破除关于外资的错误观念，引进外资和企业出海相结合

外商直接投资的背景出现变化，但对于中国经济的积极意义并未改变。在去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影响的大背景下，当前部分外资企业受地缘政治压力，特别是受当前美国主导的“去中国化”影响，加之自身竞争能力有所减弱等原因，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势头有所放缓，同时也有部分企业出现撤出和减资的情况。回溯以往，外资企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中国产品竞争力提升，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其历史作用。展望未来，尽管历史在推进，外商在华投资所处的背景有所改变，但外资企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没有变。比如从技术溢出来看，对于国外前沿技术的引进与利用，无论在时间上还是效率上，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均明显优于进口或者自我研发的方式。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利益，实现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是实现中国利益最大化的必要路径。中国的政策当前明确表达出了这种态度，并做出了一些踏踏实实的工作，无论最终效果如何，这种舆论氛围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破题，也是对自由贸易基本原理的捍卫。

不能将与外资往来与不爱国挂钩，外资的营商环境还有进一步优化空间。当前对于外资企业的认识和态度领域，社会上出现一些杂音，很多看法和观点也不是很冷静，一些观点简单的把在外国企业工作或购买外国商品与不爱国挂钩。另外还有一些观点，错误的将出口理解为对他国的恩惠，特别是中国对于美国的恩惠，认为没有了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他国便别无选择。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出口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出口本身是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有必要加强公众对于出口的正确认识。从出口企业角度看，订单是一切竞争力的来源，也是企业生存的基础，凡是对产品和服务形成需求的客户，都应该秉承友好的态度予以对待。近期个别地方出现了一些袭击外国人的事件，尽管这是极端个案，但我们需要引导舆情和社会思潮，进一步建立和优化外商企业在中国的营商环境。

正确认识企业出海背景和原因，避免扣之“资本外逃”的帽子。从企业出海的类型来看，可以分为“被动出海”和“主动出海”两大类。对于被动出海，主要是受当前美国主导的脱钩断链与“去风险”的影响，很多外资企业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逐步减少对中国的投资，甚至在其他国家重建产能。其中，一些在产业链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核心外资企业要求中国上下游企业也进行产能转移，主要涉及手机、汽车等相关领域的企业。此外，我国还有许多优秀的制造业企业主动出海，通过在海外投资建厂，能够更贴近海外市场，绕过不理性、不正当的贸易壁垒。同时，我国企业出海目的地国家普遍选在生产要素和人力成本比较低的国家，有助于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无论对于哪种类型的企业出海，我们均需要正确认识和看待，需要明确企业出海不等于资本外逃。从国际经济的发展轨迹看，企业出海也是一个必然趋势。若不能正确看待企业出海，那么就无法正确认识外商直接投资，因为外商直接投资本质也是国外企业出海中国进行投资的表现。

企业出海意义重大，有助于巩固我国的供应链优势，也有助于稳定我国的经济增长大盘。尽管当前中国对美国的贸易规模降到第三位，排在东盟和欧盟之后，但我们通过转口贸易的方式对东盟、墨西哥的出口显著上升。这说明当前我国在供应链方面仍具优势，但也折射出中国企业也面临较大的潜在威胁，即欧美国家正在逐步减少对我国的供应链依赖，在其他国家推动所谓的“中国+”战略，若我国企业不及时跟进出海，原有的市场份额便会由他国企业慢慢填补。另外，只有中国企业一直活跃在全球供应链体系内部，才能够分享全球产业链升级发展的红利。企业出海也是可以上升到国家利益层面的举措。以日本为例，上世纪80年代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经历了长期的缓慢低增长，过去三十年间日本实际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不足1%，但日本企业通过海外投资和运营，积累的海外资产规模持续扩大，GNP（国民生产总值）不断上升,日本在全球的投资收益对于稳定企业发展、稳定日本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当前中国企业出海的意义超过往常。我建议，应当在宏观政策领域对企业出海给予鼓励和支持，同时在社会舆论方面给予正确的引导，相关学者应当客观理性的向社会发声，避免错误的思潮蔓延，不断为我国的外贸与经济争取更好的外部环境。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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